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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星的成长史 —— 滚石访 Kendrick La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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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滚石杂志

翻译/@To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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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石对Kendrick的专访,故事从其儿时经历拓展到成名后,其中穿插新专辑To Pimp a Butterfly的制作经历,带你深入了解Kendrick Lamar光鲜背后的血泪史。

 


 

这是康普顿的一个非同寻常的雨天,天空的灰度看着一点都不像“正常的加州天”,快餐店旁边的停车场内停着一辆镀铬梅赛德斯SUV,里面坐的是27岁的Kendrick Lamar,在同辈中最有天赋的说唱歌手(虽有待证明),六个死党正等着跟他碰面:L,Turtle,G-Weed。“都是一起长大的朋友,” Lamar说。他指了指Mingo,一个差不多跟那辆奔驰同等体积的康城小伙,”看哥们儿这体型!这就是为啥我根本不需要什么保镖。” Tam’s ,一家开在罗斯克兰斯和中央路交叉口的汉堡店,很受附近人欢迎,最近却因为Suge Knight一死一伤的事故而变得不咋光彩。“那人就是在这儿挂掉的,” G-Weed指着沥青路上的一片暗色说。“摄像头一帧不落啥都录上了,他们正立案调查。”

Lamar从小长大的地方就在距这里的六个街区外,是一个坐落在137号街1612户的三室蓝色小房子,街对面是路州炸鸡,一个他经常买“三块儿套餐加薯条柠檬汽水”的快餐店;旁边是来爱德(Rite Aid),一家他经常步行去给弟弟买牛奶的连锁店。 Tam’s 曾是我们另外一个集聚点儿。“也是我第二次亲眼目睹谋杀现场的地方,”Lamar说,“当时八岁,放学正往家走,看见那家伙正开着车在外卖口点餐,突然跑出来一哥们儿,boom boom,就挂了。”他第一次目睹谋杀还是在五岁,一个未成年毒贩被放倒在在Lamar所住的公寓楼外。“在那之后,”他说,“再看见都习以为常,麻木了”。
已经是临近正午,Lamar才刚开始一天的生活,因为前一天晚上熬夜给要在五天内搞定的新专辑“To Pimp A Butterfly”仓促的做了做完善——当时的他一身休闲:灰色帽衫,栗色宽松运动裤,带有黑条的白色袜子,但气氛还是因为被大婶的一声吼调了起来:“快给我把空调开开!”她对管理人员喊着,“Kendrick Lamar来了!”
Lamar,在大众面前是一个手握两座格莱美奖,首张专辑卖到白金,Dr. Dre当其制作,粉丝群广到甚至包含Kanye West和Taylor Swift的人。但此时此刻在Tam’s快餐店这附近,他则是Kendrick Duckworth,Paula和Kenny的儿子。在店内——一个刚从教堂礼拜回来的中年妇女抱了抱他,而后他给一个有毒瘾妇女买了午餐,(“她曾经抄着棍子追我们跑”,他说。)店外,一个坐着电轮椅的老大爷向我们做起了自我介绍,他说他是1951年搬到这儿附近的,当时康普顿还是以白人居多。“想当年,我们开的车全都烂到家,”他说。“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让你们清楚自己的根在哪。一个可以跟地狱并肩地方。”
在他生涯的突破性作品good kid, m.A.A.d City中,Lamar以使用生动词句描述街区情景而得名,在一个个韵脚间生动讲述一个个特殊的地方(由Rosecrans路而展开),和特殊的时间段(2004年夏天,10年级至11年级间)。那是一张关于青春骚动的概念专辑,运用拍摄电影的记录技巧和年轻的视角回忆讲述每一个细节,(举例:“我和伙计们墩在白色的丰田车里/小一半的油罐,一把手枪,一瓶橘子汽水”—The Art of Peer Pressure歌词)。
Lamar的父母在Lamar出生的三年前(1984)从芝加哥搬到此处。他的父亲,Kenny Duckworth,传闻开始是在跟南岸的帮派“匪帮门徒”混,他的妈妈Paula Oliver,被某部门下了最后通牒。她对Kenny说,“你要是不振作你自己去做点儿正经事我就真没法儿跟你过了,”Lamar回忆到。“‘我们可不能永远混在这破街区。’”于是他们各自用垃圾袋装上衣服打好包裹,兜揣500刀,乘着火车风尘仆仆一路来到了天使城。“其实他们开始打算去圣贝纳迪诺市”Lamar说。“但因为我姨妈当时在康普顿,托托关系,帮他们找了个小旅店,让我父母们有时间在这落脚,随后我母亲在麦当劳找了份工作。”最初的几年里,他们夜夜睡在车中或者汽车旅店里,如果天气情况好的话他们甚至会躺在公园里。“终于,他们攒够了可以买第一间公寓的钱,在那同时,也有了我。”
Lamar怀着每一个康普顿孩子都会有的回忆:骑自行车兜风,从伙伴家的屋顶上翻下,在父母开Party时偷偷溜进客厅。(“他曾光着身子在屋中间跳舞时被我抓住,”他母亲说,“*&…你干啥呢, 快给我回屋里!”)在那之后,第一次给Lamar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件发生了,四月22号,中南暴乱的第一天。
当时Kendrick四岁。“我记得当时我坐在我爸的车里,在Bullis路上飚,我把着头从车窗里往外看,暴乱就在眼皮子底下发生着,”他说。“我看见很多人中枪被放倒”。我们的车突然随之停下,然后我眼看着我老爹从汽修店拽了四条轮胎出来,我知道他是抢来的,我赶紧说:“怎么了?!”(Kenny后来解释说,当时人们都在硬抢,所以不抢白不抢,这才是暴乱。)
“我们到了家,”Lamar继续说道,“他和我舅舅们商量着要干这干那,我心知肚明他们是想再抢一票子。当时洛杉矶真是一片混乱。一段时间后,我看新闻里说了Rodney King等等类似的事件,我问我妈‘因为警察抓了个黑人,人们就才开始这样发泄不满?奥,现在我懂了。’”
我们在露台坐了一会儿,Lamar又在车站旁认出了熟人,“Matt Jeezy! What up bro?”Matt Jeezy点着脑袋回应着。“我好兄弟,”Lamar说,“基友圈里的。”Lamar有几个这样同他一起长大的特殊朋友,熟知他的一切。但多数时间他还是自己独处。
“他一直不太合群,”Kendrick的母亲说,Lamar表示同意:“我经常躲在屋子的角落里看别人。”他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但在七岁以前,他一直是独生子。 父母对他尤为重视,给他起小名叫“Man-Man”。“我长得倍儿快”他说,“我妈以前经常去学校接我走回家——当时我们还没有汽车——我们从小城区一路聊到福利院。”“在那儿,办公室的人会问我们些租借房屋条款情况和房屋财产权的问题,所以我得为他们解释,”他妈妈说。“我当时可都是如实回答的。”
他们一家靠社会福利和食品救济券才得以继续生活,妈妈Paula的理发店20刀一次,爸爸在肯德基找了份工作,但他却还是不太靠谱,Lamar解释道,“我发现他的工作时间根本就跟表上的对不上。”所以他怀疑他爹还是没改掉去时不时街上捞一票子的习惯。“生活中他们尽全力保护我,”Lamar说。“我也因此爱他们。”直到现在,他也没跟他老爹讨论过这件事儿。“我可不知道他到底都干过啥伤天害理的事”Lamar说,“我也不想提起。”(Kenny解释说:“我不想提起那段时间的事,但我做了当爹该做的。”)
话题转一下,关于Tom Petty(美摇滚歌手),有一段儿时趣事,他在十岁的时候看见猫王在他家附近拍电影,这使他下决心要成为在舞台上呼风唤雨的摇滚歌星,而后他真的做到了。Lamar也有个类似的故事——他当时八岁,在康普顿一个会场外坐在老爹肩膀上,看见了Dr. Dre 跟 2Pac 正在拍“California Love”的录像带。“他们坐在一辆白色宾利里”(其实是黑色。)“骑警想要维持交通,但是有辆摩托反倒差点给宾利划了道子,我转眼就看见Pac踩在座位上,吼着‘Yo, What the fuck!’”Lamar笑着说。“他对着警察狂吼,就像在歌里那样。也是在响应着我们的呼声。”
当个说唱歌手并不是Lamar生来的宿命。中学的后半段,他得了结巴症。“嘴巴里只能蹦出那几个词,”他说,“尤其在我过度兴奋或者犯事儿的时候。”那时他喜欢篮球——他矮但灵活——那时候梦想着能打进NBA。但在七年级的时候,一个叫Inge的老师把他引向了个诗人——押韵,暗喻,双关——一切都使他如此着迷。“你能把厚重的感觉写在一张薄薄的纸上,而且句句又通顺无误,”他说。“我特喜欢这样。”
在家里,Lamar开始无休止的写。“我们一开始不知道他整天拿着纸在写啥东西,”他爸爸说。“我还以为他在写作业!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些歌词。”“在那之前我从没听见过他吐脏话,”妈妈说。“然后我翻到了他的小歌词本,全是‘F U.’‘D-i-c-k.’当时我就震惊了,‘我老天爷!Kendrick这个小混蛋!’”
还是个学生的时候,Lamar就对上大学这件事不太上心。“我当时真是应该去的。”(“我总在想着上大学去。学习永远都不晚”)但当时上中学的时候,总是跟劣等生们一起混。就是那个在good kid m.A.A.d City里被提到的那群入室抢劫、开车甩警察的小伙伴。
有次他妈妈发现了件满是血迹的病号服,一件他因为“一个哥们儿被枪击而从急诊室带回来”的病号服。又有一次看见他在前院蜷缩着痛哭。她开始是以为他是在为祖母的去世而伤心:“我不知道那天有人拿枪指了他。”还有一天晚上,警察敲开了家门,说是他跟附近的一场事故有干系,之后大概是他的父母太过爱他,不能接受,两天没有让他进家门。“那真是吓到我了,”Lamar说“因为你可能再也不能回家了。”
几小时后,Rosecrans的天气开始转好。 一辆急救车打着闪灯咆哮而过,在马路中间,一个流浪汉正对着路过的车发疯样地喊叫着。Lamar开始变得心神不定,眼睛死死盯着地上的一处角落。我问他还好吗。“是气温的过,”他说。“变高了一点。”几分钟后,他其中一个朋友——整个下午都在待在单车上的那个,叫道:“锁定巡逻半径”——出发!,几秒后,两个洛杉矶小巡逻官开始了在拐角处的“巡逻”。“又来这套,”Lamar说,与此同时那俩人开了前灯,双脚猛蹬,飚了起来 。
我还是小青年的时候,印象中“大部分的警察都不咋地,”Lamar说。“有个别几个是真的在保护着社区。但有些外地来的,虽然我们从未谋过面,但印象中从我穿起篮球短裤和白色T恤那时开始,他们就总是想在街上对我施暴,十六岁的时候,”他说,指了指街前面。“就在那边的车站旁。就算他不是个好孩子, 你也没有权在街上拳脚相加放倒一个未成年人,或者对他们扣动扳机。”
Lamar说他曾因为两次偶然意外目睹枪口的黑洞,第一次是在17岁,正在跟伙伴Moose在街上兜风。之后一个警察掏出手枪把他们叫出了绿色卡玛罗车,因为Moose不能很快的出示驾照,警察再次举起枪。“对准了我伙伴的脑袋,”Lamar回忆到。“记得回去的路上谁也不说话,充满罪恶感,他非常生气,眼泪止不住往下流。”第二次的经历更加阴暗:Lamar没有跟我们说他跟他的朋友要去干什么,只是说一个警察突然拔出了枪然后他们就开始不停地跑。“我们是做了错事,”他承认道,“但我们只是孩子。并不应受你的‘枪口待遇’,特别是在我们四散逃跑的情况下。”
他的朋友们则没那么幸运,2007年6月13号的午夜,洛杉矶警察部南分局的警官接到了一起位于East 120号街的家庭暴力案,事发地距Lamar的家仅五分钟路程,据说警察们到现场后看见了Lamar的朋友D.T.正手握一把10英尺的刀子。根据警察局的说法,D.T.情绪十分不稳定,随后一名警官开了枪,直接将其击毙。“一点儿都说不通,”Lamar说。“但对我们来说最扯淡的是。通常情况下有人挂掉都是帮派纠纷引起的,我们的反映都是‘是谁干的?我们要朝哪开去复仇?’。但这次是警察——加州最大的帮派。你永远都赢不了这一场。”
在出自Lamar 2011年Mixtape Section 80的一首歌“HiiiPower”中Lamar唱到:“I got my finger on the motherfucking pistol/Aim it at a pig, Charlotte’s Web is going to miss you.”那是句宣泄情绪的词,特别是唱自一个虽然跟帮派有交涉但从不搅合非法生意的人。“那时我很愤怒,”他说。“当一个有好心的良民却从未受到尊重,仍旧像还处未成年时那样受到攻击…那真是惹到我了。歌词不由自主的蹦出口,其意义就把一切不满发泄而出。我们高兴我能用纸笔做到这一切。”
约三年前, Lamar在巡演大巴上调台时偶然看到了佛罗里达16岁男孩被警方开枪射杀的新闻细节。“那事儿再一次把我的怒火点燃,”Lamar说。“使我真真切切回想起了当时的感觉。被袭击,同伴被杀死。”他拿起笔开始创作,一小时后,他大致写了一段,之后这一段被加进了“The Blacker the Berry”:
 
Coming from the bottom of mankind
My hair is nappy, my dick is big
My nose is round and wide
You hate me, don’t you?
You hate my people
Your plan is to terminate my culture….
 
但创作的同时,也使他回想起了自己仍在街头时的情景和自己曾经“所犯下的过错”。所以他又继续写另一段,同时自检来寻找答案。当年轻的黑人乐于暴力时我又怎能仅仅因此次意外来随意批判自己的国家呢?他问自己。于是有了:“Why did I weep when Trayvon Martin was in the Street/When gangbanging make me kill a nigga blacker than me?/Hypocrite”
这首歌在上个月终于放出的时候,却激起了大批的反对言论,说Lamar忽略了真正存在的矛盾:在社会歧视黑人的大环境的压迫下,黑人们才将枪口对准了自己人,而这才是问题所在。在近期的Billboard采访中,Lamar表示对于Michael Brown这种事件来说,黑人们自己应该负起更多的责任来保护自己的同伴免于杀害,之后有些歌迷把这认为是右翼式的道歉。说唱歌手Azealia Banks 把他这一系列的言论称作:“我听过黑人说过的最荒谬的言论。”
Lamar说他并不是因为无知才这样说,“我熟知一切历史,”他说。“我并没有针对那些历史来说。而是据我的个人观点和帮派文化在大环境中的影响来说。”
他就长大在被帮派环绕的环境下。朋友圈中有些人就来自West Side Pirus,一个血帮地方联营分支,他妈妈的兄弟们也曾是Crips的成员。其中的一个15岁时就开始抢劫,另外一个同是如此;他的舅舅Tony,在Kendrick还是孩子的时候被两枪爆头。但Lamar却说他因此而懂得了“改变来源于内部”的含义。“我母亲经常对我说:‘你想当一辈子受害者吗?’”他说。“我能随便把怒火发泄或者把恨字说出口,但是一切都不会改变,除非你改变自己。所以不管我们经历了多少糟糕的事,我能有信心能无视那一切,并且看清自己眼前背后的路”
当Lamar在去年九月发行新专辑第一首单曲“i”的时候,许多歌迷不知道应该怎样对待这个作品。一首采样自Isley Brothers的热单带来了一系列的积极言论甚至唱进了除尘器广告中,对于Lamar这个以深刻复杂作品出名的歌手来说这一切都显得太不合适了。人们对其的反应五花八门“复古”“假装听起来很有味道”“Happy式”的副歌旋律。“我知道人们会认为我变得很自负狂妄或者啥的,”Lamar说。“但是那恰恰相反,那代表的是我的沉沦沮丧。”
Lamar坐在Santa Monica录音室里,一个他完成新专辑大部分歌曲的地方,穿着碳色运动服,脚踩锐步运动鞋。他把棒球帽沿拉得很低,缓慢深沉地说起来,句句之间皆有长停。
“我曾早起时内心感觉异常困惑,”他说。“充满罪恶与愤怒。又无不感到悔恨遗憾。作为一个来自康普顿的人,你会总是在获得很大的成功的同时质疑自己到底是否应得。”
Lamar说他开始就有意把“i”打造成一首有着“Keep Ya Head Up”式励志的歌曲来为身在狱中的兄弟们传达积极信息。但同时也写给自己,帮助自己摆脱阴暗的想法。“我的伙伴Jason Estrada曾对我说,‘如果你不主动面对克服它,它则会反咬你一口’”Lamar说。“如果你终日坐在那里自怨自艾,停滞不前,它终有一天会将你吞噬。制作那首歌就像是我的宿命,时刻为你敲响警钟,帮助你脱离心理上的困境。”
Lamar还说有些歌迷仍对“i”这首歌感到不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听到“u”——一首专辑中的对位曲。“‘i’是对‘U’的解答,”他说。后者是一首四分半钟的包含全然真诚的歌,后半段歌中的Lamar伴着刺耳的Beat几近啜泣,对自己曾经缺乏自信的状态严责疾首,并称自己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那是一个男人在镜前憎恨一切的声音,这一压抑的情感被不断复述的副歌“Loving you is complicated”所放大.
“那是我所写过最困难最痛苦的歌之一,”他说。“数个黑暗的时刻的交织。心神不安,自私自利和失望的融合。压抑到极点。”
Lamar并不是第一次在歌中表述内心矛盾,还有一首被人熟知的就是来自good kid的“Swimming Pools,”歌中探讨了他对于酒精以及家庭酗酒史的矛盾心理。然而一旦你成名之后,再创作就会变得艰难异常。最大的障碍是正在适应并接受一切荣誉的自尊心。还有一些则来自身边白人增多所带来的不安感。
“实话对你说,”Lamar讲到。“我的整个学生时代都没有接触过任何一个白人,从小学到12年级。一个也没有。”早期的巡演地点基本上都是康普顿;当他终于有所突破,一度杀出了老城区,文化冲击却随之一股脑袭来。“试想一下25岁时就面对如此困境,”Lamar说。“身边都是你不知道如何去交流的人。不能说街头俚语。使人感到非常不安和恐惧。不断扪心自问我到底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我到底在干什么?那是个急需突破的心理怪圈。但与此同时你也很兴奋,因为你闯进了一个全新的环境中。适应着街区之外的大千世界。”
good kid发行的第一周,Lamar就开始养成写日记的习惯。“这想法其实是在我跟Dre的交谈交谈的时候想出的,”他说。“我听他描述成功迅猛袭来又褪去的感觉”——他中断了一下,又继续说道:“我不想失去专辑刚发出时或者再次回到康普顿时的那种感觉。”
Lamar写满了好个本子,“很多奇怪的东西在里面,”他说。“很多绘画,意识流图像。”鉴于good kid已经渐渐消逝在新千年的复古潮流中,To Pimp a Butterfly才是此时此刻。是一个年轻黑人对于美国想法的浓缩呈现,——更具体,还有对于Kendrick Lamar自身意义价值,光环背后,未来期望以及自我怀疑的探讨。
音乐方面,这张专辑——针对他已经放给我们的一些作品来看——很大胆,包含来自自由爵士和1970年代放克的声音。Lamar说创作期间他听了很多Miles Davis和Parliament的作品。他在16岁时就相识的制作人“Sounwave”说,“我所认识的所有制作人都在抢着给我们发东西,但极少有人能寄来真正合适我们正在所做的作品。”Ali说Lamar创作时偏向感官与不同颜色的联觉:“他总是在提颜色——‘给我弄得像紫色。’像淡绿色的感觉。’”
但总体来说,最能体现新专辑的颜色是纯黑。包含有对整个非洲裔人历史的飞掠,从离散犹太人到棉田哈莱姆(纽约黑人聚集区)复兴再到首位非洲裔总统奥巴马。“Mortal Man”(受到2014年南非之行的启发)这首歌把历史上领袖们的名字诸如曼德拉,MLK甚至摩西的名字提了个遍。“King Kunta”这首歌中包含冲击感十足的James Brown放克采样,他把自己想象成是电影Roots中的角色,疾呼到:“Everybody wanna cut the legs off him!/Black man taking no losses!”
回顾完这些后,必不可少的,近三年几起悲剧的主角:Trayvon Martin, Michael Brown, Eric Garner的名字一一被提起。Sounwave说,“对我来说,专辑是对现今最好的解读。如果我们正身处一个快乐的世界,我们可能会做一张乐观的专辑,但此时此刻,大家并不开心。”
Lamar——把新专辑描述成“充满畏惧,不缺真诚又毋庸置疑”——一个对专辑标题的含蓄解读。“仅仅是把单词‘pimp’放在‘Butterfly’旁边而已…”他笑着说道。“像是一次旅途。是个会永存于世的东西。是个会出现在大学课程中的作品,我敢打包票。”我问他你将自己对应为“pimp”还是“butterfly”,他笑了笑说:“可能两者兼有”。
二月的最后一天,Lamar跟一群死党在位于巴拉巴萨斯(洛杉矶城市)价值六百万的豪宅中给制作人Sounwave举办了个惊喜派对。这栋豪宅是属于“Top Dawg”Tiffeth的,宅中的部分财产被两道大门特别防护着,其他部分大概在栖居其中的弟兄们所保管。NBA球星保罗皮尔斯就住在街对面,卡戴珊家族同住在附近。“光是停在车道上的这些就能值个几百万,”Lamar性情和善的巡演经纪人retOne看着门前的奥迪、奔驰、路虎说道。
Lamar跟他的女友Whitney(他把她称作“最好的朋友”)住在沿岸,一栋地处南岸的三层邻水租借楼中。他从不爱大手大脚的挥霍:到目前相对来说花的最大的一笔是一年前为父母在洛杉矶东郊购置的房子。Top Dawg(这里是Kendrick)说一开始他的母亲是拒绝接受的,因为搬出原住宅就意味着要丧失掉这个家庭一直赖以为生的第八现居条款(Section 8,文章开头有所提及)。Kendrick还得为使她安心而解释道:“没事了妈妈,一切都过去了,我们没事了。”(“那真是一段艰难的时期,我们经历了太多,”Kenny说道。“但就像Drake唱的那样‘We started from the bottom, now we’re here.’”)
厨房中,女士们在吃着笑着谈着,男人们聚在家庭影院中看着科比的最新纪录片。在起居室里,Lamar正在与Sounwave和经纪人Dave Free交谈着,为即将在两周后发行的新专辑做着最后一刻的改变。
一会儿,Whitney走过去把手搭在Lamar的肩膀上。“他们准备吹蜡烛了,”她说道。大家一起走到了厨房中为Sounwave唱起了生日歌,Lamar站在Whitney身旁,将手搂在她腰上。看起来很幸福快乐。Sounwave正准备例行惯例许愿吹蜡烛——但Lamar突然跳到他面前抢了他的话。“我希望,”他边说边笑,“多来点牛逼的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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